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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64222.com:汽车的血液流在晶体管里,对话杜江凌

www.64222.com,【卷首语】

杜江凌开门见山:“我不知道你想采访什么,但我活到这个年纪,对自己很明白。年轻的时候我并没有什么太远大的抱负,我知道,记者喜欢给人扣帽子,但我这里很简单,就三个字,不服输。”

《创客》是车云网2014周年策划,我们聚焦崇尚技术、创造历史的新生代创业家,以及预见未来、筑造梦想的明日创想家。8位创新推手从幕后走向台前,用一种个人化表达和群体性叙事,讲述汽车行业背后的变革与领悟。

但是采访结束,车云感受到的杜江凌,已经渐渐超越了这三个字所能代表的含义。看上去,他顺风顺水,实际上,他的职业生涯是曲折的脉络,每一步改变,既是冒险,也是坚持。

【关于杜江凌】

一个老IT人,凭什么认为自己能够改变通用汽车呢?

杜江凌,通用汽车中国科学研究院院长。


杜江凌博士拥有20年研发及管理经验,其中包括在英特尔公司的15年工作经历。加入通用汽车之前,杜江凌博士一直担任英特尔中国研究中心总经理。

www.64222.com 1通用汽车中国科学研究院院长
杜江凌

杜江凌博士于1983年、1986年和1989年分别获得电气工程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在计算机运用、无线移动通信技术和汽车等领域经验丰富,并在计算机网络通信和信号处理技术领域拥有多项专利及多篇国际论文。

(左为英特尔创始人之一,摩尔定律提出者戈登·摩尔)

【创客特质】

C=车云菌 J=John Du,杜江凌

五十岁,推翻IT人生,建立通用汽车中国前瞻技术研究中心。

C:你说你不服输,可以不可以理解为很爱比较?

轻量化、车联网、电池,他将通用汽车的百年血液,注入互联网的晶体管中。

J:不能完全这么说。实际上,我念书的时候,的确是这样。别人能做到的,我就要做到。博士毕业的时候,很多人出国了。我觉得,我也能,而且必须做到。


后来,并不顺利。我在国内工作了两年,这期间也一直在找机会。后来,有一次论坛结束,我直接跑到那些外国教授的休息室去了,毛遂自荐。为了出国,我连科威特的工作机会都没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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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候开始,我觉得,积极主动,对一个人来说太重要了。

杜江凌博士正在给时任通用汽车首席执行官艾克森展示激光焊接技术的样品

C:后来你来到英特尔,有没有觉得,我是博士,应该跟普通大学四年毕业的人做不一样的工作?

或许你曾经羡慕过这样的人生。

J:英特尔跟有些企业不同,不会论资排辈。当时,好像进去之后,都见不到什么博士。对了,国外读博士的观念跟国内也完全不一样,人家是什么时候需要,我就去读书。而我们是读完书,再看需要什么。

在白衣飘飘的年代,度过了大学校园的终极十年。这十年,同样形成暴风眼的有崔健、邓丽君。而后十年,来到经济发达的美国,成为英特尔公司的顶梁柱。

英特尔看的是个人能力,你有多大的能力,就做什么样的工作。我的第一个岗位是视频会议系统的软件编程员。

这曾是杜江凌人生中的金色年华。似乎,时间总会带走年轻,留下残枝落叶。

C:八年间,你换了四个岗位,如果在国内,实际上这也算是非常频繁的跳槽或者换岗了。你的老板有没有觉得你是个没什么定性的人?

然而——

J:不,英特尔是鼓励换岗的。并且,你的部门经理绝对没有权力阻拦你。我当时为什么几乎每两年就开辟一个新的工作呢?我的想法是,如果我想有更大的发展,绝对不能只具备某一方面的能力,忽略了其他方面。比如领导力,比如战略能力。

四十岁,选择回到百业待兴的中国,开辟英特尔研发中心。四十岁结束,突然洗手IT,加入完全陌生的汽车战场,加入百年历史的通用汽车。杜江凌觉得,他看不懂衰老。除了生理机能,似乎还有一些东西,可以拿来抵抗时间。

有一次涉及到升职,负责这件事的领导不承认我的能力,但我自己认为我已经到了能够担起这个岗位的时候了。所以,我主动找了更高层的领导,他之前接触过我,了解我的能力,所以我让他帮我做了推荐。事实证明,我的确能够胜任。

在这个不谈特斯拉就是老了的年代,杜江凌奔波在创新一线,谈汽车,也谈苹果。他膝盖上的伤口来自绿茵场,你知道,他拯救不了中国足球。但是,他正在改变通用汽车。或许,也顺便改变一个时代。

C:美国的工作环境相对于国内,应该是更加正规、合理的,没想过就干脆移民美国算了,为什么还回国呢?

——编者按

J:对,我考虑过留在美国,甚至当时也是这么打算的。回国这件事,我并没有想得太远,但的确动了脑筋。就像我在英特尔换了四次岗位一样,为了完善各方面的能力,我想回国了。当时的环境,对我而言,也是一个机会。

炫迈的口香糖广告想必都听过:根本停不下来。

我面试了三个部门,但是失败了。他们不认为我是最合适的人,后来又过了三年,我向总部证明了,我有这个能力,才带着不多的人,回国建立了英特尔中国研发中心。

这句话很适合现在的杜江凌。找到他,很难,公关、秘书,一层一层敲定行程,往往仍然变数不断。而想要让他安安稳稳坐上一两个小时,八一八自己的过去和私人生活,就算是相熟多年的老友,恐怕都要说声抱歉。

至于留在美国,的确,我本以为回国干个三五年就可以了。没想到,一路走下来,竟然呆了十几年,家也留在了北京。这也算是一种际遇吧。

通用汽车中国科学研究院院长,对于被扣上这样的帽子,杜江凌时常耳畔生风。他知道,除了全院的研究人员、团队成员在盯着自己,通用汽车在中国未来的创新重担也压在肩头。五十岁的节奏,在绿茵场上跑多快,就得在工作中同样拼尽全力,第一不能输给用户需求,输了用户就是丢了市场,第二不能输给同样在大尾也调的传统巨头们,他们更老,但补钙也得飞上青天。

这个选择没错。有挑战性,也充实。

这是个什么时代了?

C:好,从英特尔来到中国,算是突破自己的又一步。但是很多人都想不明白,顺风顺水的时候,你为什么突然离开IT行业,来到传统汽车业呢?是谁给你吃了定心丸?

大排量的美国车进入中国,面临着排量税和排放标准的严防死守,前一天的北京郊区还是一片荒原,一夜之间,新兴而不限购的小区成为北漂们多年之后开花结果的地方。想造车,想成为舆论的风口浪尖?不用百年,只要十年。十年,比亚迪开始叫嚣与保时捷拼速度,也是十年,你不谈特斯拉,要么你就是火星弟弟,要么,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老人,食古不化,为众所弃。

J:其实,这不算是一件突然的事情。

尽管背靠通用汽车在中国持续走高的销量,杜江凌依然如芒在背,不得清闲。对于变化本身而言,永远都在暗处,你只能凭借风吹草动,给出及时而有效的应对,一旦变化真正到来,浪打船头,就只能剩下被拍碎的结局。闻到变化,融入变化,这就是杜江凌的工作。

有两个原因吧。第一个,我当时看到了一些跟我一样的人,在自己的道路上越走越慢了,然后转行去了其他行业,当然也有汽车行业,然后,重新找到了价值和擅长的事情,做得很好。这给了我很大信心。

五年之前,这还是一个IT人。对汽车一窍不通,奉行着摩尔定律,从美国一路打拼回到家乡北京。迅速洗手IT、转行进入汽车圈之后,杜江凌能够在五年之内将通用汽车中国科学研究院带上正轨,这本身也在说明,互联网浪潮中,传统汽车行业被不可避免地冲击了。谁能找到正确的线索,穿针引线,将汽车与互联网完美结合,谁就能改写汽车行业的未来。或许,也顺便改写一个时代。

第二个,当时的汽车行业,已经有了一种趋势,就是电气化、智能化,这些跟IT息息相关,并不是我的短板。而通用汽车开始决定组建中国的前瞻技术研发中心。我看到了,给自己下决心,必须试试。

一、一人双城:梦想的卡车司机

来到通用汽车,跟我之前想的有不少不同的地方,不过,这个冒险很值得。

1、“成为人群中的四十分之六”

C:对,你说过,你是个有冒险精神的人。那么,有没有尝试更有冒险的事情,比如,创业?

一九八三年,杜江凌结束了北理工四年求学生活。那时,三环之外还是农田,一无所有。大学生是社会的珍珠,毕业之后并不需要挤进人才市场,工作时常不请自来。但是,分配制度也同时扼杀了一大批具有自我想法的学子,看着本科的同学纷纷涌入各地工厂,杜江凌决定,继续考研,成了当时班里的“四十分之六”。

J:创业,我想过的。想过很多次。甚至有时候,那种冲动都呼之欲出了。但是,一个有把握的创业项目,前前后后,需要很多准备,不光是项目本身,还有人员、资源、资金、时机等等。

如今,杜江凌在“周游列国”后,仍然将家安在北京。他的小女儿,也到了当初他的年纪,每天穿梭在日新月异的北京城里,跟同龄的现代人一起,感受着城市建设、网络浸蚀对一座城市的冲击。在这里,有人消费着速食的文化,也有人因为消费不起速食,选择回到家乡或就地蜗居。

常常的情况是,一方面,我把自己说服了,想创业,另一方面,又把自己否定了,需要顾虑的因素太多,在没有很大把握的情况下,不能说干就干。我那时候不年轻了。

杜江凌每周都会回家,即便,他现在的工作地点,是远在千里之外的上海。

所以到现在,我还没有创业。以后呢?我保不准。

2、“我告诉自己,必须要出国。”

C:来到通用汽车之后,最大的困境在哪儿?隔行隔山的感觉有没有?

一九七九年,是中国恢复高考的第三年。那一年的考场里,杜江凌拿到了363分,一个能够稳进清华的成绩。但是为了计算机类专业,他弃而选择了北理工。或许也因为这个选择,每当有人有意无意炫耀自己清华甚至更大名校的背景时,都会激起杜江凌的斗志,研究生毕业之后,他选择了以电子工程学博士的身份,结束了十年大学生涯。

J:其实目前来讲,最大的困难,是我们团队的创新能力,以及成果。以前在英特尔的时候,我没觉得有一天,我会希望自己也能做出些改变人们生活的东西来,来到通用汽车后,这个想法开始浮现出来了。

八十年代的中国,崔健成了摇滚乐最为滚烫的汗珠,邓丽君透过海雾,来到大陆,出现在家家户户的收音机甚至电视机里,颠覆了歌唱的观念。那是个机会重重的年代,一切都处在浪潮袭来前的风声里。杜江凌不是文艺青年,他不能靠小说或者唱片实现价值,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离开,四散,他终于明白到,对于理工生,想要更大的空间,就必须离开北京,离开中国。

什么是改变呢?手机从打电话的工具变成了移动应用平台;互联网使人们不必发书信,电子邮件足够搞定;数码相机则改变了人们分享快乐的方式。类似这些,真正的对人们生活方式产生冲击。我的团队给我汇报项目的时候,我也会这么问他们,你的这个东西,对人们有什么改变?

“从读博的那一刻起,我就告诉自己,必须要出国。”这样的选择,实际上并非出自杜江凌个人。中国社会在当时,根本无法为计算机以及电子类博士提供相匹配的岗位和学习空间,出国,成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热潮,也是他们自我证明的方式。约翰·列侬曾自问自答:我们为什么来到纽约?因为这里是世界的中心。不知是不是巧合,杜江凌此后为自己取的英文名字,也叫John。

C:你对车联网怎么看?自动驾驶呢?

3、“英特尔,将我留在了俄州。”

J:车联网项目一直是通用汽车非常重视的。当初组建前瞻技术研究中心的时候,也是我把这个加进来的。目前整车厂面对的问题,一个是用户需求的把握,和功能的开发,还有一个问题是你开始提到的,硬件的更新速度远远快于车型换代,何解?

如果去美国那么简单,恐怕,美国迎接世界的客流量,将不只翻上一倍。

我觉得中国在有些方面,在全球的角度来看都是很新的,所以我们在做车联网功能的时候,也说成是“新型用户需求的应用”。针对中国用户开发系统和功能,是我们非常重视的事情。

博士毕业之后,杜江凌并没能立刻等来出国的消息。辗转三番后,他选择了北京无线电厂。这个妥协实际上出自小时候的兴趣。一块矿石,一根铁丝,一个二极管,捆捆绑绑就成了个小广播电台。但是,成熟了的杜江凌意识到,儿时的理想并不能完全成为今后的工作,人需要时刻修正自己的目标。压抑的念头再度萌发,杜江凌知道,不能再等了。

至于自动驾驶,敢直接说这四个字的,都是瞎掰。现在顶多叫高档主动安全。

从北京无线电厂离职后,两年时间,杜江凌辗转新加坡、美国创业公司,跌跌撞撞,向着当时的终极理想进发。遗憾的是,这条路并没能直达,而是弯弯曲曲,需要一辆结实的皮卡,打包着自己,在世界地图上慢慢开过去。

C:谈个题外话吧,你的两个女儿,平时,你会跟她们交流这些吗?你是怎么平衡现在的状态和家庭的呢?

杜江凌愿意做这个司机。为了能顺利出国,甚至连科威特,都被他划进了行程。最后,英特尔,将他留在了俄州。

J:我们家里的教育是开放和民主的,她们有自己的爱好,有自己的选择。我完全尊重。我现在有空也会经常回家,平时注意锻炼身体,踢球、健身。身体不好,哪有精力创新,哪有动力工作呢?

4、“我得跟乔布斯学学,做一些能够真正改变人们生活的东西。”

记者后记:

这是美国西北岸,以美味的鲑鱼、火山公园以及学术地位极高的俄勒冈州立大学闻名。高科技、金融、IT都是俄勒冈州的支柱产业。这里,也是英特尔的研发制造中心。

在通用汽车有一个惯例,就是每一季,都会请美国总部的大佬来到上海,负责沟通、交流。上海总部的人齐聚千人食堂,北京同事则通过电话参与会议。而杜江凌,永远都是坐在第一排,时常起身发问的那一个。

毕业六年之后,杜江凌终于来到这里,成为了英特尔当时第一代视频会议系统的通讯软件工程师。

这种积极,我们在年少时,或许每个人都有。有些随着岁月,连同激情一起被冲淡了;而有一些,因为工作、生活的差强人意,被我们自己沉默掉了。

对于不少人来说,这或许就是终点了,happy
ending,安居乐业。《等风来》里调侃到:别瞎折腾,没什么用。但是,杜江凌给了自己这样一个评价:“我不做长远的规划,从来都是几年的短期目标,聚精会神,完成为止。完了,就去找新的、让人兴奋的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来到英特尔之后,七八年之间,他又相继更换了四个岗位,甚至最后回了国,又改行做了汽车。

能够保存下来的,就非常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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